景海峰：1985年至今任教于我校。1991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明裕”访问学人；1997-1998年，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现任我校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国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 南下深圳 三十五年拓荒者

“跟我去深圳吧。”1985年初，当时正在援建我校的汤一介向学生景海峰发出了南下的邀请，“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汤一介先生于1984年成立了我校国学研究所。就这样，景海峰跟随恩师来到这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来到了我校。那一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第五个年头，景海峰27岁，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

先从北京搭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转站到深圳下车，两千多公里的路程，景海峰终于到达了深圳。在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稍显简陋的罗湖站吞吐着经济特区日渐增多的客流量。他记得罗湖站当时“搭了一个铁皮棚，售票处和出站口也是临时设置的”。

我校由于校区初建，各种设施亟待完善。教工宿舍只有几栋，刚搬来的老师不得不合住，一套房子要住上三家人。“这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但对于我而言总算是有了个落脚的地方。”景海峰微笑着说。

当时经济特区的概念还很新，时值潮头，带着点“实验性质”的经济特区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而这片方兴未艾的土地也亟待一群实干创新的力量来建设和发展。景海峰回忆道：“那个时候，初来深圳的人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振奋感，觉得以后可以做很多事情，对未来充满各式各样的向往。大家聚在一起时都是兴高采烈的，争着说要怎样怎样，想法都很宏大，这样一种集体情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988年摄于研究所资料室（左二为景海峰）

■ 修国学路 成如容易却艰辛

1984年秋，我校打出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面“国学旗”，展现了极大的文化抱负，也被赋予了开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上世纪80年代，海外、港澳的学者要走陆路来内地，深圳是必经之地。依托经济特区的优势，背靠时代浪潮，在成立之初，国学研究所就和香港的几所大学建立了学术联系，邀请港大、港中大的教授前来交流讲学；他们创办了学术集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当时国家教委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合办了两届“中国学”研讨班，请来像饶宗颐、刘述先、赵令扬、杜维明等港台学者，交流海内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情况。“来自全国各高校的青年教师聚在一起，大家都是初次接触到外面的情况，很觉得新鲜。”景海峰说。领时代之新潮，开风气之先河，我校国学所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上深深刻下一笔。

国学研究所刚刚成立时，每年就有三四万块钱的购书经费拨给研究所资料室。景海峰打趣说：“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那时候书的定价都只有几毛钱。”大批的港台书、学术资料进入到学校。“这点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正是这批资料让我们开始对1949年以后的港台、海外学界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景海峰说道，“到1989年，资料室已经有了3万册左右的藏书，其中一大批是从北京琉璃厂购买的古籍，也有一些内陆学者捐赠的图书。”

景海峰在国学院办公室接受校报采访

到了九十年代初，深圳在经济发展上一往直前，而文化的发展却稍显落后了。一同陷入沉寂的还有国学研究所。当初的创建者相继离开了深圳，只剩下景海峰一个人。直到1998年景海峰从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归国后，国学研究所在他的努力下，以“文化沙龙”的形式复苏，国学星火重燃，于无声处，惊雷四起。2004年，国学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景海峰主编了一本论文集《传薪集》，取意薪火相传。在他看来，国学之火不应也不能够熄灭，它会在华夏大地上，在民族热血中，代代相传。

■ 开放并包 国学路任重道远

功利化思潮席卷当今社会，人们更多关注一些和现实生存有直接关联的事物。植根于传统经典的国学，这种带有人文关怀和精神祈向的文化都面临着挑战。在景海峰看来，国学面临的可能不是复归的问题，更可能是重新置入的问题，国学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今天的国学要有一个新的形态，这是一种活的姿态，不断生长、适应，而它的内核又是不变的，这才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景海峰说。近代以降，国学经历了西学冲击，经历了被批评被否定的过程，再到中西融汇，吸纳外来的先进思想，如今，国学迎来了新的时代——既保留主体性，又批判接纳传统与西方文化。景海峰认为，这是当今儒学应有的发展方向：对外顺应全球化浪潮，开放包容；对内承古起今，并激发国人心中的文化情感。“就是说，新的国学的承载方式是人心，每个人都应该发自内心地热爱并去传播这种文化。”

景海峰在2020年中华孔子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