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为期两天的国学承传•市民素质•职业精神高峰论坛在深圳圆满闭幕。来自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70位学者齐聚一堂，激荡思想，汇聚智慧，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国学教育与人格培养、传统职业伦理与现代社会等议题。论坛由我校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深圳市云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
探讨国学教育与现代人格培养
据了解，本次论坛为“国学承传与市民文化素质”项目的重点内容。该项目负责人、我校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大华介绍，论坛此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旨在保持对学术前沿问题的关注，为繁荣深圳、广州的学术起到良好的作用，迄今正在发挥积极的影响。
儒家孝道能否迎来美好的明天？如何看待今天的礼乐教化与人伦秩序？人性、自我与责任之间有何关系？怎样看待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现代城市的市民要具备怎样的素质？什么是面向未来的国学价值？国学传承有哪些可能的取径？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这些问题纷纷发表见解。
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达文认为，孔子从世间日常情感出发建构的儒家思想体系与价值意识，体现有“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一种运思方式与精神特质。由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其开展的思想脉络是：孟子把孔子信仰的一面强化了，荀子则把孔子理性的一面张扬了，他们各自从不同面向丰富了孔子原创儒学的体系，无需贬彼褒此。
我校国学院院长、教授景海峰畅论“当代儒学研究的经典诠释向度”。他表示，近十年来的儒学研究呈现出各行其是、多元多样的景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多彩，同时又略显得杂乱无章。从社会的广泛关注度和各行各业倾心相向的繁盛局面来看，这些研究的目标诉求和表达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其资源的调动和学术运行的路径也是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进行的。有的重在思想义理，近于哲学，而学界主流仍以历史研究为主调，重文献考据，也有些是致力于艺文创作或倡言实践的，表现出了比较强的现实性和大众化色彩。这些不同的取向以及致力各异的方式，所呈现出的儒学面貌是差异性极大的，甚至是互有抵牾、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要回到儒家的经典中去，以经典为据来展开各式各样的理解与解释，以作为各自立场与独特诉求的合理性依照。这样，经典诠释就成为当代儒学研究中各种路径和方式的研究者们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也可以说是构成了所有研究活动之共有的基础，故称之为是当代儒学研究的诠释学转向亦不为过。
我校哲学系教授王兴国围绕着人类婚姻与家庭解体对于儒家孝道的挑战和考验，细谈儒家孝道“有没有明天”的问题。他认为，今天的孝道教育必须以实现传统孝道的现当代转型为前提。中国传统儒家孝道不仅需要自觉地实现向现当代的转型与重建，同时必须面向未来，尤其是“后工业化”时代或“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接受可能面临的婚姻与家庭解体的挑战和考验，如果儒家孝道经受不起这一挑战和考验，就将无法适应未来的社会而寿终正寝。因此，今天讲儒家的孝道绝不能停留在传统与眼下的框框套套之中，必须勇于面向未来，自觉地积极地为接受即将面临的婚姻与家庭解体的挑战和考验，从而更好的发展和完善自身，甚至在向现代和未来的转型中建立新孝道。
同样针对孝道，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海燕指出，今天的中国人应如何发扬儒家式的孝道文化，将这种文化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必须与变化着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加以思考。“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最初能够产生孝道，一大原因是农耕民族和乡土文明及其因此而来的社会结构主要是静态的。而在此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许多年长人在各类生活知识方面，反不如年轻人，这都是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在西方工业文明的侵蚀下，传统‘乡土中国’的消失，宗法家族的解构，乃至家庭的小型化都让今天的中国人无法复原传统的孝道。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中国人在社会政治层面，重家庭、重亲情、重孝道的心理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但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却永远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人性，永远不可能是理性，而且必然有情感的成分在。只要父母对孩子的不变，这种孝道的因子永远保存着。中国植根于的孝道既然成为一个民族的核心地带，我们就要好好经之营之，使之成为重塑民族精神的重要基因。”孙海燕说。
我校中文系教授王晓华围绕主题“儒家的重身理念与新生命观的培育”发言。他指出，聚焦儒家重身理念并不意味着据守排他性立场，而是敞开一种全球对话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类似的踪迹也已经出现于其他文化场域之中（但可能处于边缘状态）。只有激活当下文明中所内蕴的身体-生命图式，有关世界伦理的言说才会落到实处，文明的对话才会找到共同的出发点。进而言之，在以重身理念为起点的对话中，“多样文明”共和、共享、共生的可能性将绽露出来，参与者将找到化解“文明冲突”的路径。
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教授宋立林提出，重新制礼作乐，应该成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传统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礼乐重建的问题。”宋立林说：“孔子、孟子、荀子做这样的努力，到了汉代有一套这样的制度规范。到了宋儒又开始做这样的规范的努力。其实到今天，现代的新儒家没有做这种工作，我想我们当代大陆的新儒学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不仅是儒家自身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社会的需求。礼乐问题，人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儒学在今天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
文化传承有两种方式，一是文本传承，二是口头传承。口头传承又分薪火相传与口口相传两类。由此，beat365官方网站哲学系特聘教授朱锐从柏拉图对话的两种形式——反诘法与流言式切入，生动介绍了文化的口头传承方式。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强认为，若把孟子关于“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相关论述视为一个思想实验，那么学界一般认为这个思想实验只能说明作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而不能让人直观出其他三心（端）。但考察孟子立论的背景及其对“四心”的相关论述，并引入《论语》《礼记》和朱熹的思想资源就会发现，孟子在描述恻隐之心时使用了一种类似书画艺术中的“留白”技法；仁义礼智之间具有一种理一分殊的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我们只有在四者的统一性中才能“真正的”认识他们，也就是说孟子所设计的思想实验，不仅仅是对恻隐之心的证明，而是对四心整体的证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罗传芳则对“道德的意义与现代转换”展开详细论析。在她看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社会的运行不能只靠道德起作用，而要以满足市场平等交换的原则即契约作为维系社会的根本保障，由此寻求建立一套与之配套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则，如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这些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新道德。同时，要按照公平公正原则把权力关进笼子，相应地保护个人权益，只有这样，市场才能良性运转，否则就会沦为腐败之地和强权强势者予取予夺的乐园。可见，道德的作用在今天虽然重要，却需要被重新定位，并进行古今转换。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巍从孟子的批评看杨朱的“为我”。他指出，杨朱所以强调“为我”，就是要从自我概念中消除责任意谓。但不只是消除我对他人的责任，更要消除他人对我的责任，因为预设后一种责任的“为我”正是绝对的自私，而“杨氏为我”则是在我之“为我”的同时也认可他人自己的“为我”。由此可见，对人性模型的不同解释决定了自我概念能否容纳责任意谓，而杨孟自我概念的差别正是“杨氏为我”不为孟子接受的原因所在。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研究员方映灵试图通过对《老子指略》的解读分析，从一个视角探究王弼的儒道融通问题。在她看来，王弼主观上并无刻意破坏儒家的纲常名教，但他与何晏等开启的清谈“玄风”、放达自由的名士风度，特别是他的“贵无论”把最高哲学本体划拨为无，却客观上消解了名教的崇高性，涤荡了儒者肃穆、恭谨与端庄的精神气质，并把社会价值取向从强调普遍无限整体转向强调个别有限个体，还无疑贬落了士子们对仕途经济孜孜以求的价值（“有”），从而给儒家的纲常秩序造成致命冲击。这也许是“仍赏儒家之风骨”的他未曾顾及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何曾说他“浅而不识物情”，并非全无道理。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立胜回顾梳理了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他指出，无论在“德行的培育”抑或在“心灵的操练”时代，尽管在修身的目标与具体的技术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二者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人性论框架，即天人合一的天道—人道一贯的世界图景。尽心、知性、知天，人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天”（天道、天理、天德）是修身的终极视野。修身工夫究其实是要成就、培育天性、天心、天情，让人享受天伦（孝弟慈）之乐。但在发言最后，陈立胜则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传统修身工夫所着力的‘变化气质’可以通过一种‘增强技术’而‘垂手可得’，‘修身’不再是一个人的自由问题，而是一个生物技术问题，修身是不是最终会进入一个‘终结的时代’？”引人深思。
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刘依平认为，仪注之学不仅要照顾悠久的礼学传统，还要直面当下的民人所需，不仅需要建构一套完整的礼节仪式，还需要觅得其实施的现实途径。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高丽敏考察了宋代（道）理学语境下的君子的成长目标：自北宋至南宋，到朱子集大成，君子的目标已经清晰明确为“圣人之学”。高丽敏表示，对比后世理学的发展，无论是求助良知自身的学说，还是直接论证人心之私欲的正当性等理论来说，朱子的君子圣学理论都显得更为客观理性和积极乐观一些；这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伦理的修养与培育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启发意义的。
固本书院创始人、山长畅钟表示，从国学之融通角度而言，国学同样是一种是未来之学，只有秉持国学中的超越性精神以及实践性诉求，一定会给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挑战以精神层面之解决之道，给个体、社会、国家、民族以至于世界带来全新的价值整合与生命意义的启示。
我校哲学系讲师姜明泽从智识增长与情感扩充出发，讨论国学传承的两个可能的取径。他认为，国学传承一定是在思想与人、传统与当下、传递者与接受者、个体与群体等多维的双向互动中实现的，对国学传承所能实现的社会学功能也只能在多维的双向互动中被预期。以现代学术视角与工具整理传统学术，传统学术“散落”在历史、哲学、文学等各学科中。随着表现形态变化而变化的是传统学术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的发生机制。今天，如果再试图全面复盘传统学术在古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效用，无异于刻舟求剑。故国学传承的路径，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探索传统职业伦理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途径
同时，本次论坛也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职业伦理”的重点内容。该项目负责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予远告诉记者，希望借助本次论坛，探索传统职业伦理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途径，打造深圳自己的职业伦理的精神与理念，为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提供现代职业伦理方面的思想支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职业伦理提供怎样的思想支撑？如何看待生态伦理中的“是”与“应该”？职业道德与中国特色工匠精神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与会专家学者也纷纷展开探讨。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原副校长张效民表示，伦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需要的是一种源于内心的自觉，一种将职业伦理、职业道德内化于心而又外化欲行的行为呈现。每个人从事的职业不同，向往的事业有异，但无论从事业上说，还是从职业上讲，都必须遵循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职业伦理，对必须确立正确的义利观，这个是根本。只有人人遵循职业伦理，社会才能和谐有序，企业才能做大做强，我们个人才能有更大的贡献和发展。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予远从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是否存在?》一文中提到的两种生态伦理谈起。在高予远看来，从自然的“是”中推导不出伦理的“应该”，只有将人类道德的“应该”视为自然生命进化流程中产生的最高“是”，生态伦理才会有自己真正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最高“是”中，人类尊重万物的“应该”才不会受制于人类的经济利益，而是源于生命内在的本质要求、源于对宇宙智慧高于人类智慧的敬畏。只有这样，真正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才可能诞生。
深圳大鹏观音山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斌提出，要让德性与德行，善能的培养成为国民素质的核心。当国民的道德情操升华到新的境界，也必将对社会贡献出更大的爱心，感化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从而必将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以善促善，人人崇德向善的良好道德氛围。
“严格说来，‘工匠精神’涵括于‘职业道德’这一范畴之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beat365官方网站副教授周春水在发言中首先说明“工匠精神”的具体涵义，介绍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同时清楚阐述如何认识中国特色工匠精神，最后提出要让中国特色工匠精神真正落到实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行动。
中山大学中外管理中心特约研究员黄家章选择《菜根谭》的多则语句，结合其阐述的生活智慧，作一些古今例说，以助大家的相关认知乃至感悟。他表示，人类的发展在经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后，今天已进入了智力与信息型的新发展阶段，谁拥有更多的高科技产业与企业，谁拥有更多的优质脑力资源，谁就会拥有主导的地位。让人人都开动脑筋去思考，是个理想；人人都要学会尊重别人的独立见解，则应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建设不要因为群疑就阻独见的社会氛围，会有利于我们在不断刮起的头脑风暴中，发现新的方向、方法和路径，进而步向更宽广的新天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beat365官方网站副教授房尚文指出，中国古代工匠在创造丰富而精美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孕育、厚植和传承着一种精神，即“工匠精神”，比起日本与德国，中国的工匠精神，且更多几分执着，专注、严谨、极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里面那些终其一生，默默投身于珍贵古漆器、瓷器、木器、青铜、书画等修复的文物修复师，便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匠人情结和工艺魅力的最生动诠释。我们并不需要借鉴外国的“工匠精神”，而只是需要找寻曾经丢失的“中国工匠精神”。中国工匠精神，正如朱子所说：“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蹉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中国工匠精神就是对职业敬畏，对工作执着，就是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用一生的时间钻研，把一个产品当成艺术，当成生命去完成，“择一事，终一生”，用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大国工匠”精神焕发出新的光彩。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博士后徐翔从“工匠制作”的隐喻看荀子的“先王制礼论”。徐翔认为，荀子之所以选择将“檃栝”“绳墨”这类代表矫正或度量工具当作其论述礼的起源的核心譬喻，根本上源于其对“礼”之意义的建构并未建基在礼自身的理念价值上，而是服务于其矫偏为正或矫乱为治的这一现实的政治目的，从而在逻辑上便有流于外在权威主义的危险。但另一方面，荀子毕竟不是法家，故尽管其规范价值不从主体的先天道德根据处立言，而是落实一个外在、客观的标准——即“檃栝”“绳墨”这类度量矫正的工具之上；却并没有像法家一样让现实中的“人主”占据制法的主体位置，而坚持“制礼”的主体必为先王，则显示出其“先王制礼”论中对普遍理性的价值坚守。
广州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平华的发言题目是《从“设计异化”到“设计和谐”》。他表示，“设计异化”（设计由造福人异化成祸害人）是实现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为此就须实现设计理念的伟大变革：从“以人为本”转为“以仁为本”，即从当前以人为中心，仅关爱人及其需求，转为不仅“亲亲”：关爱用户及其需求，还须兼顾并推及到“仁民爱物”：关爱他人、人类，关爱万物、自然；最终实现“人心”（人内身）、“人我”（人与人）、“人物”（人与其它物种）、“天人”（人与自然）四重合谐，即“设计和谐”。这对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谐发展有重要启示。
商务印书馆（深圳）分馆总经理苑容宏分享了商务印书馆的百年人伦情怀。自创立以来，商务印书馆始终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以此为商务印书馆百年不变的人伦情怀，历经劫难，又不断重生，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谱写了一段段出版佳话，创立了一座座文化丰碑，与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对此，苑容宏表示，为国家，重担当，淡名利，就是商务印书馆不变的人伦历史传统，也是商务人百年不变的人文情怀。
我校哲学系教授王立新畅论了已故当代思想家韦政通的船山情结。他通过介绍韦政通所受船山激励的情况，说明王船山的生命与思想跟韦政通成长的关系。王立新说：“当此学术研究日益变得薄情寡义，仿似跟人生与社会越来越无关联，快要变成为纯粹个人生存的手段或者一种跟世界与生活越来越丢失原本的至密关联的专业伎俩甚至把戏的时候，我们回想韦政通所受王船山激励，从而增强自己对于生存世界的热爱，使学术和思想真能为现世的人生和社会发挥有效的热能和爱能，就由此而具有了不凡甚至崇高的意义和价值。”最后王立新还表示，作为一种职业，教师要当好现代“工匠”，认真教书育人。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多年来，我校的哲学学科建设和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显著，在全国具有相当的影响。为此，近年来，关于设立我校哲学博士点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本次论坛上，许多专家学者再次呼吁设立我校哲学博士点，他们表示，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哲学对大学精神的涵育和城市文化品格的塑造具有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设立哲学博士点，加强对哲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深圳学术文化的发展，为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服务。
